在艺术场域中，关于“新”的逻辑早已是一个极为陈旧的话题了，但换一个角度，我们从中可以获得一个特殊的线索，一个关于“新”的线索，尤其在中国画系统中。就像西方艺术、思想、文化中一直具有一个“后”的线索一样，从“现代”到“后现代”；从“殖民”到“后殖民”等等。而在中国，从“文人画”到“新文人画”；从“水墨”到“新水墨”等等。考察一下我们就会发现，关于“新”的逻辑实际上是从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比如，“新国画运动”，而新文化运动有一面核心旗帜就是《新青年》。由此，一个持续的展览使用这样一个具有旗帜标识的题目，无疑有着极为鲜明的具有文化指涉力的意图。也就是说，它不仅仅要在艺术场域中发生作用，还应该在整体文化尤其是当代文化中获得其应有的反应和意义。

      不错，众所周知我们的当代文化形态极为复杂多样，而自福柯以来对社会各个层面的碎片式现实的思考也越来越趋于繁杂化，从一个水墨的角度来探究一种文化的生发与衍变，实际上是从细微的具体思维与技术方式出发，从可触可感的“本体”出发，建构一种充满可能性的力量，因此，这力量同时也充满事实的确凿性。也就是说，有关“新”的逻辑在水墨场域中是一种不断变化不断推进的事实。

       “新”在中国艺术史中是一个具有“转换”意味的逻辑，“新”所依据的恰恰是它所修饰的主词，而主词又恰恰是应经被定论了的“传统”，更新传统并不意味着反传统，这里没有西方艺术史进程中以“颠覆”逻辑为线索的绝对性条件，而是把“新”当做一种重新审视重新承接的力量，并在拓展与扬弃中获得新的活力与生命。因此，关于“新”的转换在今天恰恰是对80年代以来中国水墨画在新文人画与实验水墨为主体探索基础上的兼容并蓄，它所承担的也恰恰是“碎片时代”的水墨艺术处境化的自然变化，这是一种必然的责任。——策展人 孙磊